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internet刚刚普及向民间。在此之前，我们学校的老师向我们展示过他自己办公室里如何上互联网。这位当时中年的老师，名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当时打开一个白色盒子的电源，那盒子就开始闪烁起来。那时候不像现在上网这么方便，而且连windows这种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没有看明白老师在电脑的键盘上敲敲敲的，一大堆字符在黑色的DOS文字界面上滚来归去的，然后他就停下来，对站得远远的敬畏中的我们说：过来，现在我连到了美国的某某大学网址，这是这个学校网络上的资料。毕恭毕敬的我走到电脑前面观看，敬畏的心情蒙蔽了眼睛，实在是什么都没看懂。这是1994年的事情了。这么多年，许多事情我都已经忘记、留下的记忆不多，有的是不知道怎么就忘记了、有的是我积极主动忘记的，只是现在这件事情还在我的记忆中。
一个小小的盒子，连上一根电话线，居然就能连接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还能获取那边的信息。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天哪，这世界好像突然就缩小到这个样子了。后来了解到，这个老师用的白盒子，叫Modem，那是一个贺氏Modem。当时他是拨号到中科院的信息中心，从信息中心连到美国的互联网路。中科院当时有个信息中心在计算所，计算所很多人在那儿检索资料、跟国外的同行交流，一大间屋子里摆着一排排的电脑，现在想起来觉得颇有现在网吧的架势，当然配备肯定没有现在的网吧好了。当时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一台486电脑，让他全所的同事们、包括所长都眼馋的不行。后来我还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的活儿。当时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基本上是纯学术界在用。
1999年的大陆互联网，无疑是刚刚萌芽的初始年代。但好歹也算是个有着激情梦想和幻想的年代。1996年11月15日，，实华开公司破天荒的在首都体育馆边上开设了大陆第一家网路咖啡馆。这可是互联网走向大众的第一个公共事件。经常路过首都体育馆，经常看见这个网路咖啡馆。96年在北京魏公村，这儿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之牛气冲天的户外广告“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前方向北1500米，就是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那几年这个科教馆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我是瀛海威第一批用户嘛，绝对是前200名用户之一，大概记得好像是第一百零几位。为了上网，当时每月800元工资我居然破费了1280大元，购买了一个28.8K的摩托罗拉Modem。
1996、1997年的大陆互联网，可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网站这一说呢。瀛海威当时提供的，基本上是类似MUD的群聊功能。不知怎地，当时上网的朋友，虽说都是超级前卫的一帮子IT狂热份子，上网基本都瞎聊，胡说八道，而且呢，现在想起来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素质可言，不过好像也不存在什么诈骗，网路的虚拟生存模式，还没有人适应。就这样很快我的兴趣就转向了国外的网站。于是另一扇大门就从此开启而一发不可收，这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啦。
之所以说到瀛海威，缘于今天在天涯网站上看到了张树新女士一个访谈文章。张树新是瀛海威的老板嘛，虽说现在的瀛海威公司早已经死翘翘了，张树新可算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先驱，商务运作的不成功，并不妨碍她的敏锐形象。依我的愚见，先驱有两类：一类纯粹是瞎猫，歪打正着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成了领头羊。成也好败也好，总是均属命运使然，跟他本人没多少关系。一类就的确是精英，用他非凡的洞见发现了一个即将兴起的领域。这类人失败的也不少，而在中国这类人的失败，几乎都是畸形的政治环境造成的。瀛海威失败出局，网易、新浪等无思想和缺创建的网站却找到和政府的勾结点，成功的顺势而起。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起步就打上了政府控制的烙印，被注入政治主导的基因。
十年后的今天，张树新的访谈这个访谈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方面是回忆，一方面是感触。回忆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感触呢，是因为完全想不到张树新居然是个非常有思想的女性。除了有种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外，发现她今天的思想还是属于很前卫的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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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树新：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共识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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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盛：您是中国最早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启蒙人，现在您感兴趣在旅行和读书。当年您满怀豪情推动中国互联网如果说是胸怀天下的话，您现在是不是回到独善其身的状态？
张树新：也不能简单这么讲，其实读书首先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已经被种了毒。就像我们在尚无选择能力时就成为无神论者，当面对生命无常时由于可怜无助又临时抱佛脚。我们开始思考时就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解释一切。轻易的进入某个解释系统或者生下来就被种下某种解释系统是种不幸。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我看过台湾的一年级小学课本，他说天黑了爸爸还没有回家。我们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后来我们发现万岁是皇帝的称谓，那时会很困惑，一个人到底能活几岁？当认真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体系跟现实关联很苍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必须面对的困惑。
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学了科学，糊里糊涂的去读了萨特和尼采，糊里糊涂的以为某些治理技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然后糊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去挣钱。当有一天你 40多岁了，当你想起生活的细节和你知道的词汇不能对应的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其他读书人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解释不了。两个体系两张皮，生活在其中会挣扎。如果相对的想更加真实的活着，读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过通过读书来解毒也是很痛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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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盛：要经过好几个步骤才能到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是不是太复杂了？
张树新：我有一个天然的好处，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
李国盛：公众在网上的各种表达会让很多反向作用削减。
张树新：在今天社会中，在一个现代化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行为权利要求是在追求自然权利，是生命权、表达权、信息权。我觉得当局没有理解这一点，普通人本能的只是在争取自然权利。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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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盛：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短板是什么？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后，似不明智。
关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我特别同意孙立平教授的看法。把维稳变成唯一的执政目标是非常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也许当局有当局的难言之隐。但是这样的结果会牺牲未来。金钱和资本的结合的利益驱动的社会，人人为用利益购买权力，然后用权力再去为利益服务，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了。很多人都想推后改革步伐，因为会改到自己，由此我们会牺牲这个民族最基本价值的东西。当钱能够管权，钱能带来更多的权，权能带来更多的钱，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大量人不是人，是猪，那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汶川地震，当局和群众高度的共识是救生命。但这个共识似乎太原始了，跟我们这泱泱大国太不匹配了。我们还有那些共识？我们有没有信息权利的共识？草民应该获得那些权利？还是有哪些权利是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社会系统的运转机器有没有人掌握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人掌握？是不是很多人利用这个机器为自己服务，而这个机器在自行运转？如果是那样就可怕了。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会更好，只希望从这个机器中获得更多。那这个社会就坏了。驾驶这个机器的所有人互相都不能决定谁，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好预期。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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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陆现实环境的读者，可能都会看明白，张树新这类人的出局，是注定的，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运作问题。